□劉衍清
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岳州正式開埠通商，原有自給自足的封閉式經濟開始解體，大量貨物先經船舶運輸，再在岸上裝卸。粵漢鐵路開通后，又增加了鐵路運輸和裝卸。于是，原分布于洞庭南路的岳陽火車站和岳陽港沿線碼頭，成為了城市的交通“血管”，演繹了古城百年運輸史。
籮筐扁擔挑起來的行業
20世紀20年代初，從岳陽縣東鄉龍灣竹塅劉家屋場通往岳陽城區的崎嶇山道上，兩位頭纏羅布圍巾、身穿對襟短衣的青年農民，挑著籮筐向岳陽城方向走去。他們是兩兄弟，兄劉恩銘，生于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弟劉治安，生于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因父親早亡，家無田地，聽說城里碼頭需要挑籮的勞力，兩兄弟便結伴前往城里找活干。
由于城南沿線岸坡逐漸成為外埠貨物集散的碼頭，貨物種類和數量增多，裝卸搬運也就從零星的自卸自運或臨時雇工，逐漸發展成為專門服務于交通運輸生產的行業。清末民初，城區能從事繁重體力勞動的人遠遠不夠，加上粵漢鐵路通車，改變了岳陽城區沿洞庭湖岸線單一的交通運輸格局，水陸聯運貨物運輸量進一步加大。于是，岳陽東鄉筻口、潼溪、龍灣、新開、五垸、新墻一帶大量家庭貧苦的青壯年農民紛紛進城加入裝卸搬運行列，人數過千。因當時的工具主要是籮筐扁擔，又全靠腳力行走，因此搬運工被稱為“籮腳子”。從東鄉來的“籮腳子”大都棲居在洞庭湖邊地勢比較開闊、搭建窩棚比較簡易的韓家灣，這里又靠近除韓家灣碼頭以外城南沿湖一線的寶劍山、紅船廠、游擊巷、街河口和南岳坡碼頭，方便早出晚歸。
隨著“籮腳子”的增多，碼頭上成立了一個個“籮行”，地方上一些強勢的“地頭蛇”把持“籮行”業務，形成一個個敲骨吸髓的籮行“把頭”。進入碼頭從事裝卸業務的“籮腳子”必須向把頭繳納3至5銀元的“碼頭費”才能進入碼頭挑貨。有的籮行還在扁擔上打上火印做標記，不繳納碼頭費或得罪了把頭，隨時都會被收掉扁擔、趕出籮行。除了交碼頭費，“籮腳子”每天的勞動報酬還要被抽取30%的“卡力”。遇到運輸軍用物資，“籮腳子”被官府和把頭攤差，沒有一分錢報酬，等于白干。因此，“籮腳子”大多吃上頓愁下頓，更難養家糊口，造成80%以上的“籮腳子”打單身，娶不上老婆。一名叫易方茂的單身漢餓死在韓家灣蘆葦棚里，幾天后才被過路人發現草草安葬。
更讓“籮腳子”擔驚受怕的還是碼頭上的作業條件。那時的碼頭沒有任何裝卸設施，全是自然形成的岸坡。船與岸坡形成落差，船舶不能直接靠岸裝卸，必須搭一塊或多塊木跳板。“籮腳子”挑貨、扛包都得從跳板上過。特別是枯水季節搭的“過山跳”，又高又窄又晃，稍有不慎就會連貨帶人摔下跳板，不是損腰傷背，就是碰頭崴腳。“十個籮腳子，九個得癆傷”由此而來。從龍灣進城挑籮的劉恩銘，年僅36歲便在碼頭上勞累而死。其弟劉治安繼續挑籮，終身未娶，以撫養兄長留下的遺孤。
民國16年（1927年）10月至11月間，碼頭把頭劉行風、李晉秋為首成立了挑運業工會，下設籮業工會、上碼頭會、西門碼頭會、四興碼頭會（負責火車站鐵路裝卸）、抬轎業會、挑水業會、推砂業會、提駁業會等分會。實際上換湯不換藥，其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仍未改變。僅籮業工會500多“籮腳子”就受大大小小20多個把頭剝削。
抗日戰爭時期，大多數從事挑運業的“籮腳子”出城逃難，少數來不及逃走的人被日寇用槍和皮鞭逼迫裝卸軍用物資，稍有遲緩即遭監工的日軍及漢奸鞭撻，或死或傷。
民國35年（1946年），岳陽縣肩運業職業工會在天岳山成立，并在城南范圍劃定了上下碼頭裝卸和運輸范圍。上碼頭范圍包括萬壽宮、油榨嶺、天岳山、金家嶺、街河口、下梅溪橋、三教坊、上下觀音閣、茶巷子、南正街、洗馬池、吊橋、竹蔭街。下碼頭范圍為呂仙亭街、塔前街、羊叉街、乾明寺、上梅溪橋、金家嶺、天岳山、馬家灣、韓家灣等。
1949年7月20日岳陽和平解放后，僅1個多月，岳陽縣人民政府接管搬運組織，懲治了碼頭惡霸，成立了由南下干部解克金負責的岳陽縣搬運工會，結束了岳陽裝卸搬運由把頭分治、盤剝搬運工人的歷史。
艱苦創業的歲月
1952年4月，岳陽縣搬運工會更名為岳陽縣搬運公司，共有2000多名搬運工人。1956年2月，有1038名搬運工移交省貯木場。同年3月，又有560
名搬運工移交航運部門（后為岳陽港務局）。剩下504人組建岳陽縣搬運社，后更名為裝卸搬運公司。20世紀50年代中期，岳陽搬運開始涌現木輪板車、膠輪板車。1958年，工人柳得漿發明制作板車剎，使板車能在斜坡上行駛。一種稱作“老虎車”的板車也在這時期出現，車身為長方形，鐵制車架，底部后端尾部裝置鐵輪或膠輪，上部安置兩只鐵撐腳，兩側車柄向前延伸，由一人牽引前行，節約了人力又減輕了勞動量。
這一年，岳陽搬運史上還涌現了一支以搬運工家屬為主體的“三八大隊”。她們首先參加了冬修街河口水泥碼頭的大兵團作戰，幾百名搬運工家屬頂著凜冽的寒風奮戰三個月，完成了全長175米、寬14.5米，并架設了牽引索道、溜煤槽、木質起重機和絞車設施的半機械化碼頭。為了表彰“三八大隊”，紅船廠碼頭被命名為“三八碼頭”。隨后，“三八大隊”在城南羊叉街中段一處民房安營扎寨，分成若干個“三八排”，像男子漢一樣投入了運糧食、運煤炭等貨物的裝卸搬運工作。時任三排排長的李月英以身作則，表現突出，一天就能完成86噸煤炭的轉運任務。一次下班后，碼頭上又有一批物資急需上船，李月英帶領全排婦女連續作戰，直到貨艙裝滿、船只開航，大家才回家吃飯。全大隊掀起了趕學李月英的熱潮。
為了加快貨物中轉速度，減輕裝卸搬運工勞動強度，1959年年初，在“修通韓家灣，搬掉寶塔山，擋住洞庭浪，兩邊好停船”的口號鼓舞下，一條從三角線、韓家灣、紅船廠、游擊巷、洞庭廟至街河口的沿湖鐵路專用線動工建設。沿線機關單位干部、學校師生、居委會居民紛紛上工地投入義務勞動。工程于1960年2月13日建成通車，使岳陽港口裝卸搬運史上首次實現鐵水聯運。通車當年，港口貨物吞吐量比沿湖鐵路專用線開通前增長了20.3萬噸。
岳陽城區第一位女貨車司機
從20世紀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岳陽陸上運輸除了人力板車，也有用馬作牽引的馬車。裝卸運輸公司曾擁有一支馬車隊，每臺馬車由三匹馬牽引。98歲的老搬運工陳振興向筆者介紹，馬車隊隊長姓朱，河西廣興洲人。馬車隊主要從街河口運送物資到鄉下各供銷社，又從鄉下運糧到城南小港糧庫。那時沒有貨車，馬車隊很吃香，鄉下人進城以能搭上回頭馬車為榮。馬蹄聲聲，曾經是岳陽城鄉的一道風景。但隨著運貨汽車的出現，馬車與板車一樣逐漸退出了運輸市場。
岳陽城區的第一位貨車司機名叫關秀英，1940年出生于岳飛的故鄉——河南湯陰縣。后隨當鐵路工人的丈夫來到岳陽，1959年考進長沙運輸公司學開汽車，1962年下放回岳陽。1967年初，岳陽縣委機關將一臺舊吉普車送給搬運公司改成小貨車，關秀英成為這臺小貨車的司機，每車能拉2噸貨。后來又先后開了裝3噸的嘎斯車和裝4噸的解放牌汽車，直到開東風汽車退休。筆者在城南一隅磨子山鐵路宿舍采訪85歲的關秀英時，見她身體還很健朗。她說自己開的那臺吉普是當時任縣委書記的毛致用為支持交通建設批準送給搬運企業的。當時全城僅3517工廠和省貯木場、酒廠等寥寥幾家企業各有一臺貨車，她是岳陽城里第一個開貨車而且懂修車的女司機，車在路上壞了就自己趴在地上修。后來公司汽車多了，她前后培養了幾十個司機，大女兒和大兒子都跟她學開車，也一直在裝卸運輸公司干到退休。
歷史不會忘記
洞庭南路曾經作為水陸交通的樞紐，像“血管”一樣為岳陽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發揮了輸送“血液”的作用。這條“血管”還為城區居民就業、就學等方面發揮了“造血”的作用。
今年82歲的文史專家陳湘源談道，他父親因公早故，母親胡淑珍于20世紀60年代到城南搬管站拉板車掙錢，把幾個兒女拉扯成人。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母親拉板車時，經常有個女學生放學后幫她推板車，后來居然成了她家小兒子的媳婦。裝卸搬運公司“三八大隊”的蔡榮華拉板車，和同是搬運工的丈夫一道養育了6個子女，如今身體還很健康，生活可以自理。每年寒暑假，岳陽城里更有一大批中小學生在碼頭上運貨打零工掙學費、補貼家用。還有一些因歷史原因加入搬運隊伍的知識分子在這里受到磨礪，并得到搬運師傅的呵護。如20世紀60年代初，廣州美院高材生徐克勤因出身等問題離校回鄉，在城南搬管站整整拉了七八年板車，得到工人們的照顧，落實政策后成為岳陽市第一任工藝美術研究所所長、著名畫家，20世紀80年代初調入省博物館負責全館美術工作。1983年，他特意回到岳陽紅船廠碼頭，為老一輩搬運工人畫了一系列畫像。
20世紀90年代后，隨著高速公路的迅猛發展，公路、鐵路、航空等立體交通網絡的形成和城市布局的變化，2010年曾經活躍在洞庭南路的岳陽港務總公司、岳陽市裝卸運輸總公司、岳陽市水運總公司和城南搬管站等運輸單位先后退出了人們的視野。碼頭沉寂了，港口沉寂了，沿湖鐵路也沉寂了，數以萬計的職工和家屬也大多離開了他們曾經生活和工作過的洞庭南路，另遷新居。2020年，洞庭南路歷史文化街區全面啟動岸線復綠，并在沿湖一線打造岳陽港工業遺址公園。除適當保留老港塔吊、碼頭等部分風貌建筑以外，著力打造景觀公園。昔日塵土飛揚的街河口三八碼頭矗立起一座二層仿古城樓。沿湖道路平整美觀，亭臺花榭，草綠花紅，楊柳依依，風景宜人。每到假日和夜晚，游人如織。早已廢置的沿湖鐵路線通過改造，增設了綠皮火車觀光項目，滾滾的車輪不再是負重的貨物，而是滿載著游客的歡笑和時光的回憶，隆隆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