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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籃春色
——洞庭湖中的藜蒿與記憶
                   向德良
三月二十一日，在“洞庭南路記憶”平臺上讀到兩篇推文——周太良先生的《打藜蒿》與周玲女士的《春日野趣》，讓我浮想聯翩，夜不能寐。
周太良先生寫打藜蒿，末尾那句“這打回的，哪里只是一籃藜蒿？分明是一籃春色，是整個春天的繾綣”，像一雙手，把我往記憶深處拽。周玲女士寫藜蒿炒臘肉的清甜，寫鄉愁藏在與家人并肩看落日的暖光中，文字溫柔綿長如洞庭湖上拂面的春風。
夜已深，翻來覆去不是滋味。滿腦子都是藜蒿——不是周玲筆下那盤油潤清甜的藜蒿炒臘肉，而是四十九年前，水煮了撒把鹽、連油星子都見不著的藜蒿。洞庭湖的春風從記憶深處吹過來，帶著藜蒿的野氣，帶著茅草棚里的潮濕，帶著三分錢一個勞動日的荒唐。
那時候我們知青點的伢妹子，為找豬飼料，劃著小劃子往洞庭湖深處去打藜蒿。湖洲上的藜蒿長得野，一茬一茬的，打下來捆成捆，滿船滿船地載回來。茅草屋前堆起一座藜蒿山，嫩的、大的挑出來自己吃——不過是水煮了撒把鹽，連油星子都少見；余下的喂豬。其實本意就是去打豬飼料。那時的藜蒿，哪里有什么“洞庭人參”的雅號？不過是填肚子的野菜，和豬食差不了多少。
進入新世紀，人家給它取個雅名“洞庭人參”，我是不以為然的。甚至好長一段日子，飯桌上見了藜蒿炒臘肉，我都不動筷子——實在是當時吃膩了，那股子野氣聞著了，胃里就泛起當年的寡淡來。
我們點上有二十四個知青，開初都擠在湘陰三塘謝坪大隊一處要低頭才能進門的茅草棚里——那是大隊之前的豬圈，也是我們知青點的住處。我們耕種著二十四畝田，說是田，其實是各生產隊最差的、東一塊西一處拼湊出來的。有幾丘田里盡是瓦片磚塊石子，且田腳深，赤腳下田，一不小心就劃破了腳，陷進去還難拔出來。土質差，產量低，導致一個勞動日十分工，才值三分錢。口糧要靠向生產隊借，雨雪天不下地，就去借糧，借來糧就敞肚大吃，由于沒有油水，下飯菜常是酸菜湯，出工日我最多吃五六碗米飯，每碗五兩。平日里大多吃的是紅薯絲和湖洲上的藜蒿，一年難得吃上幾回肉。
每逢殺豬，公社和大隊的干部就來開會，一頭豬兩天就被吃光了——干部們那時候也苦。有幾回，食堂熬了一缸豬油，當晚就被我們幾個知青偷了一半，留著拌正餐吃。偷完之后怕被發現，還往缸里摻了水，油浮在上面，等食堂用到后面，勺出來的就只剩水了。為了填飽肚子，我們有時也實在不得已，跑去幾里外的農戶家里偷雞摸狗。
最讓我難忘的，是我養的那條黑子。
黑子是條土狗，通體烏黑，四只爪子帶點黃。每天我出工，它總要送我一段路；收工回來，它準在山坡路口等著，老遠看見我就搖尾巴。最奇的是，它居然會從外面叼雞和肉回來——自己舍不得吃，就蹲在旁邊，眼巴巴地看著我，等我啃完了，把骨頭吐給它。有一回它叼了一只雞回來，咬我的褲腳，引著我往屋后的茶樹旁走，那雞就藏在樹底下，它還曉得用樹葉蓋了蓋。
可惜后來有一次，它偷供銷社的下水時被發現了，被人用亂棍打死。從此收工回來，路口空空的，再沒有黑子等我。這件事至今想起來，仍讓我心里不是滋味。
下鄉將近四年后，我去大隊辦戶口遷移準備上學時，他們告訴我，我欠了隊里的錢。我當時就反駁：我起早貪黑干了幾年，從沒分過一粒糧、一分錢，也從沒向隊里借過錢，哪里來的欠賬？他們答了三個字：吃欠了。
那時我才真正體會到，當年的生產力水平是多么低下，連最基本的生存都難以維持。那藜蒿，水煮了當頓，吃下去寡淡，可沒有它，連這點寡淡的飽腹都沒有。
可就是在那樣苦的日子里，也有讓人心頭一顫的瞬間，留有溫暖的回憶。
有一回在湖中打藜蒿，要越過一道水溝，一個花季般的女知青勇敢地一跳，卻不慎掉進了水里。她一上一下地掙扎出水，那模樣，真真是出水芙蓉，洞庭明珠，更像那“白銀盤里一青螺”。眾人七手八腳將她“打”撈上來，出水的那一刻，水花飛濺，宛如“天女散花”，那單薄的衣衫濕漉漉地緊貼著身子，流淌的水珠在陽光的照射下閃閃發光，更像清晨沾滿露珠的茉莉花。男伢子們瞅著，一下都不好意思起來——想多看一眼吧，怕人說“不正經”；趕緊走吧，又舍不得。
那是我們這幫小青年，人生第一次見識了什么叫“出水芙蓉”，什么叫“天女散花”。不是書本上畫的，不是嘴里瞎編的，是真真切切的、活生生的、從水里冒出來的——像湖洲上最嫩的菱角，咬一口，又甜又澀。
許多年后，再吃藜蒿，我總覺得那味道里，多了一絲別樣的清甜。許是記起藜蒿沾過她濺起的水花；許是自那個春天，我們都在這片湖洲上，悄悄地長大了。
哦，那一回，小劃子打回的何止是藜蒿，分明還打回了青春期的“第一望”。
后來聽說，那位“出水芙蓉”出了頭，成了體制內的優秀人才，再后來當了奶奶，如今退了休，過上了快快樂樂的晚年。洞庭湖里撈起來的月影，終究落在了安穩的人間煙火里。
從湘陰到岳陽，從知青到干部，我在洞庭湖邊待了十來年。調進城里之后，日子安穩了，可心里總惦記著那些“窮山惡水”卻風光無限的地方。我時常想，如果能為那里做點什么，該多好。這份念想，或許從黑子叼雞回來給我吃的那天起，就種下了。
回憶我在岳陽工作的三十年里，最榮幸的事，是曾先后四次主動請纓參與駐村扶貧，其中三次在平江。
八十年代末的平江詠生鄉，是為紀念犧牲于此的紅軍師長高詠生而重新組建命名的鄉，它處在崇山峻嶺之中，是當時岳陽全市最貧困的鄉——恐怕沒有之一。不通路、不通電、不通醫、不通郵、不通電話，沒有衛生院，也沒有學校。有一部叫《那山那水那狗》的作品，便是以此為背景。當年有一對母子住在這片山野之中，只有一間簡陋的瓦片屋，兩人共一條棉褲。還有一個村民小組，三十二口人，只有兩個女人——其中一個已年過半百，沒有了生育能力，另一個年輕的，那年被蛇咬傷，在翻山越嶺求醫的路上，沒能撐住……那時候，村里的姑娘都想成“鳳凰”飛嫁外鄉，不愿留在山溝里當“永久牌”。像這樣偏僻的小組，留下的都是“光棍”，差點就真的“絕了組”。
二〇〇三年，我再次參加建整扶貧工作，到了平江獻沖的黃花村。那一年，我們在村里修了公路，架了電線，扶持了種養殖業戶，還捐了一臺中巴車，方便出入。
前年我從西安回岳陽，特意約上中學同學，一起回了黃花村，也特地去了詠生鄉。
站在詠生的地界上，我幾乎認不出來了。當年依山傍水間修筑的簡易公路已改造成水泥公路，并延伸修進了深山之中，平整寬敞，道路兩邊亮起了路燈。一幢幢“洋房”排成了行，興建了村民住宅，偏僻山溝里的人家都集中居住。學校、衛生院、郵局、網絡——過去沒有的，渴望的，如今都在眼前了。當年那對母子共一條棉褲的山洞，早已被草木掩埋，成了老人們口中的故事。那年我們幫扶的李世生村長——“世猛子”，熱情地接待了我們，他自始至終臉上堆滿笑容，滿口贊頌黨的領導及其英明政策。席間，還不忘聊起當年岳陽晚報以“跌跌撞撞世猛子”為題報道他駕駛大卡車穿行于山間運輸木材、帶頭致富的事跡。
午飯后，我站在嶄新的村委會樓前的坪里，一個壯年男人走過來問我找誰。我說不找誰，就是來看看。我出神地看著圍墻上的大幅標語：“知黨恩，感黨恩，聽黨話，跟黨走”。心里熱乎乎的，回頭望，他笑著對我說：“我們這里的一切，都是黨的恩惠，都是岳陽的機關干部幫著修的。”
那一刻，我眼眶熱了。
想起當年一個勞動日才三分錢；想起那些瓦片磚塊劃破腳板的田；想起食堂那缸摻了水的豬油；想起黑子咬著褲腳往茶樹旁引路；想起“吃欠了”那三個字的荒唐與心酸；想起在詠生扶貧時，每次徒步四十多里山路才能走到鄉政府的艱辛；想起那對母子兩人只有一條棉褲……再看看眼前——公路通了，電燈亮了，洋房成排，真是人面桃花相映紅。眼見這山河巨變，一股暖流涌上心頭。
如今飯桌上再見到藜蒿炒臘肉，我偶爾也會夾一筷子。那股子倔強的香氣還在，只是不再寡淡，有了臘肉的油潤，倒真品出了一絲清甜來。
周玲女士說得對，鄉愁不必濃烈，它就藏在一盤藜蒿炒臘肉的清甜里。那些年，藜蒿是活命的野菜，水煮了撒把鹽；這些年，藜蒿是餐桌上的時鮮，和臘肉同炒，吃的是滋味，品的卻是從前。
我的鄉愁，還藏在黑子搖著尾巴等我的路口，藏在那個春天水淋淋的月影里，藏在這輩子與土地解不開的繾綣中。可如今，這鄉愁里又多了一層——是慶幸，是感激，是看著那些窮山溝一天天好起來的欣慰。
回想我們這一幫人，從豬圈里起身，從紅薯絲和水煮藜蒿里活過來，從“吃欠了”的荒唐賬里走出來，從三分錢一個工日的窮日子里熬過來——竟也一步步走到了錦繡山河的今天。
窗外的春意，一年比一年濃。這春意不只在桃花柳條上，更在那些山村里新修的公路旁、亮起的路燈下、孩子們的讀書聲里。
有機會，我還要約伴再往平江，去看看黃花村的新貌，去詠生的山路上走一走。再去湖洲上掐一把藜蒿，這一回帶回來，要用臘肉炒，要放足了油，要和家人坐在亮堂堂的燈下，慢慢吃。
這一回打回來的，怕不只是周太良先生筆下的那春色了——還有我們這一輩子，從苦日子里熬出來的、踏踏實實的甜。
洞庭湖的藜蒿，一歲一枯榮。當年那些劃著小劃子的伢妹子，雖已兩鬢斑白，心中卻還懷著春意。看那年年春天，藜蒿照舊綠，春色照舊濃，而那些曾經窮得叮當響的山溝溝，也照舊一天比一天好起來。
擁抱春天，幸福生活萬萬年。